千万别迷信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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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见曾见谢稚柳、徐邦达诸鉴定大家现场“会审”，端着架子，眯缝着眼睛，两手一拉轴杆，天堂地狱，立马分晓。生死大权，全在“判官”手中。所谓威严与权威，立竿见影。不知咋地，我忽然想到儿时陪大人去食品站卖猪。一头肥猪，养了一年，欢欢喜喜送到收购站，磅秤边，立着一位“检验员”（老百姓叫他“看样子的”），手里拄着根小竹棍，敲敲猪腿，捅捅猪背，又拉拉猪耳，扯扯猪尾，真是“不得了”。而站在旁边的人，神情紧张，猪的等级、价值全在这“判官”张口之间。据说，有人卖猪前会设法找人与这“判官”扯上点干系，请他喝杯小酒什么的，指望能手下留情，出个好价。那时，我一心就想将来也当个看猪的。
    直到后来看到那些大鉴定家看画，才觉得这可比看猪的更有派头。 
    曾见尝与友人对话，讨论“鉴定家谁来鉴定”，这是个“不了了之”的话题。首先，要搞清当代的那些权威的鉴定家手的“生死大权”从何而来？无论谢、徐、启（功）、杨（仁凯）、史树青，他们大多是文博工作者，由于特殊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吃上这行饭了。要说启先生、徐先生这些前辈也跟过“先生”，算是科班，而目下的那些“小辈”们基本上是因工作的特殊性而莫名其妙地成为“专家”，就像那时食品站的看样员，老的退了，小的“顶职”一样。资格是排队排出来的，就像媳妇熬成婆。这是中国文化或学术之悲衰！
    曾见我一贯认为，真正的鉴定家必须是大收藏者，就像真正的大收藏家必须是鉴定家，若顾文彬、吴平斋、吴湖帆、张伯驹。而那些文博部门的工作者，个个俨然权威，还像模作样，在人家画旁题个跋什么的，用句俗话来说“拿人家儿子当兵，打死不伤心”。他们既不买单，还能拿“小费”，说真说假,虽非信口雌黄,却也多少有点"意马心猿"。前不久,河南一批石鲁假画,作伪手段之"恐怖"，前所未有，而其间参与者，竟有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权威，尽管老先生可能不尽为私利，毕竟已成口实，“洋相”是出到了家。鉴定作为一门特殊学术，只能跟着感觉走，你权威明清，未必也知宋元，尤其这些老学究们看到的都是国家馆藏的真家伙，岂知民间“西贝“之端倪，而他们看当代，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那些藏家们，掏银子买画，才会穷尽心思，反复掂量，说句行话，那可是交足了学费的“专家”。最根本一点，所谓权威，应该具有强烈的“自律性”。至于那些收
人钱财、替人“作伪证”的鉴定家，其品行就更不值一提了。曾见黄裳先生有一文《“山中一半雨”及其他》，其中涉及启先生与鉴定一事，亦可作为了解我国“文博”与“鉴定”状况的点滴史料：曾见启老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的最得意的鉴定经验是对“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的考辨。他从一个避讳改字看出破绽，定此帖为北宋大中祥符五年之后人所书。可说读书得间，铁证如山。他又说起一件故事。柳公权的“蒙诏帖”，他早知是赝本，但谢稚柳却认为是真迹。曾见记得在巡回鉴定时，一次与谢先生同乘一辆火车，在座的还有唐云，谈起此贴时，我对谢先生说，“你看它像柳公权这也许不错，但这次你要听我的。这是铁证如山。”他说，“好，我听你的。”但过了几天，他又跟我说，“我又看了，觉得还是柳公权的。”我也只能随他便了。（《口述历史》一九一页）曾见这是很有趣的一则小故事，记鉴定经过如绘。但也反映了一种事实，一件书法重器的真伪，竟自在“你听我的”、“我听你的”情形下定案，不能不使人担心国家级鉴定成果的科学性。曾见中国的书画艺术鉴定，向无“科学性”可言。因为书画艺术皆具有人文的彩色，而鉴定者也无一不带有自己的感情彩色。尤其是中国当代的鉴定家，如前所叙，所谓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这一帮人，他们当初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所产生的，因为上个世纪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流散在民间的字画，他们要把它徵集回来，才成立了那么一个组织。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可忽视，他们所见到的只是宫里流传有序的作品，对于各路民间作坊里的伪作，他们了解得就不那么透彻了，这正是我所说的反而不如在民间的各种藏家和买家。有人质疑，鉴定家的“上岗证”，由谁颁发的。他们大权在握，金口玉言，随便就能判定一件文物的死刑！也可能碰到高仿的东西，把他当成国宝，而我们有关部门则花上巨资去收购，奉为国宝，但实际上收过来的是什么呢？就像黄裳先生文中所讲的：他们“今天你听我的 ”“明天我听你的”，你说这是文人风雅呢还是学问？不过，这玩笑开的可大了！因为他们掏的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你要他们自己掏钱，你试试看，会“我听你”“你听我”的吗？！曾见如今，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日益繁荣，鉴定家也愈来愈成为时髦职业，时尚而具有“特殊性”，使得许多鉴定家“神圣化”，这就难免滥竽充数，泥沙俱下，所以你“千万别迷信鉴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