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重庆防空洞里创作《巴人汲水图》
国画大师徐悲鸿
背景:去年12月在北京翰海秋拍上,著名现代画家徐悲鸿上世纪30年代末在重庆创作的《巴人汲水图》,经过30多轮竞争之后,最终以1.53亿元落槌,打破了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拍卖纪录,并创下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世界纪录。徐悲鸿的一生,是为中国艺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而他在重庆生活的短短几年时间,留下了人生浓墨重彩的画卷。
防空洞画出巅峰作品
1937年秋,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入重庆大学,住在嘉陵江北岸边的盘溪,每日过江至对岸沙坪坝中央大学为学生授课。徐悲鸿目睹重庆百姓的疾苦,映入其眼帘的第一道风景线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汉子,他们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使徐悲鸿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艰辛,和生活在这块土地的重庆人世代相传的抗争精神。他疾笔创作了《巴人汲水图》。
此期间,日本的飞机经常飞临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师生们在防空洞里学习、研究,徐悲鸿也在重庆大学防空洞里的煤油灯下创作国画《巴人汲水图》,其创作环境、条件之艰难可想而知了。这幅《巴人汲水图》在构图上匠心独运,使画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异彩。整个画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宽却仅62厘米,颇显细高。但其悬挂起来,确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相一致,使其场景更显陡峭与惊险,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巴人闪烁着感人至深的华夏精神。
《巴人汲水图》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画家在画上题加七言律诗一首:“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
此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1938年在香港展出时,即被评论家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徐悲鸿自己对于此画亦十分满意,归来即又按原稿重新绘制了一幅。此时画家的思绪进入了佳境,把自我也融入了画意之中,画到站立在让路石上穿长袍青年的头部时,竟然绘上了自画像。题诗后,落款写:“二十七年晚秋,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沙坪坝所见。”画家把个人、民族、时代、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把自己融于民众之中,这种隽永深长的画外之意发人遐思。
盘溪收获事业与爱情
为了筹款捐助流离失所的难民,也为了宣传抗战,徐悲鸿多次到南洋、国外举办筹赈画展。画展结束后,他就把卖的全部画款,捐给国家救济难民。他为抗战筹款竟一去4年,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陪都重庆,留给妻儿的困窘实在太令人难以承受了。1942年当他从海外归来,得到的报偿却是妻子的出走和法院给他的一纸婚约解除令。
1942年秋至1946年夏,徐悲鸿一直寓居江北盘溪石家花园石家祠,在这四年,他收获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创办中国美术学院,与廖静文女士喜结良缘。1945年秋,徐廖二人在重庆中苏友好文化协会礼堂正式举行了热烈而俭朴的婚礼。郭沫若、沈钧儒为证婚人。婚礼上,郭沫若先生赋诗一首,以示祝贺:“嘉陵江水碧如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是一番新气象,盘溪风月画人家。”
当时盘溪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在重庆坊间,还流传着徐悲鸿每月三张画抵房租的传说。徐悲鸿在渝期间,的确留下了大量画作,这既是他“创作高峰”的成就,也是他为当时生活所迫的结果。在重庆期间,徐悲鸿创作出300多幅国宝级作品,达到艺术生涯巅峰。而在客观上,也使重庆成为徐悲鸿作品民间收藏的“富集之地”。一度曾引起重庆收藏界轰动的名画《狮图》,就是当年抵押给房东的作品之一,该画以若干怒吼的雄狮来暗喻当今中国人民已经苏醒。
再婚后的徐悲鸿是愉快和幸福的。他不止一次地对廖静文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除了你,没有人能对我有这样真诚、坚定、纯洁、无私的爱情,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徐悲鸿决定把他十分珍爱且比较满意的一些作品,全部送给廖静文。
现实主义的突破杰作
《巴人汲水图》的美术史意义最突出体现在其现实性。人门熟知的徐氏经典国画巨作:《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奚我后》、《愚公移山》等,多以古代诗文传说题材入画,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至于徐悲鸿那些以雄狮、骏马、雄鹰等动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虽然有现实的情怀在内,但基本上遵循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赋比兴”传统,更注重的是其象征意义而不是现实意义。
据廖静文回忆,“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过画展,亦为作品所感染,提出购买此件作品,由于徐悲鸿当时生活也非常拮据,才同意转让了另一幅《巴人汲水图》”(即这次北京翰海秋拍上拍出品)。《巴人汲水图》是中国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作品,不仅是徐悲鸿艺术生命中国画写生创作的巅峰之作,与历史、世界名画比肩而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写生创作的最佳范本。
廖静文后来将徐悲鸿送她的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人们看到,许多画上都题写有“静文爱妻保存”的字迹。《巴人汲水图》原作共有两幅,第一幅徐悲鸿后来补题“静文爱妻保存”,现存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