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带来的经验是：购买新艺术品，是比保存它们更加有风险的事情———它们是全新的，并没有经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认可。
    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是应该有一个能够伴随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美术馆。这一梦想存在于很多美术馆人的心中。
    来自法国蓬皮杜中心的“新浪潮”法国当代艺术展很需要时间去领会。虽然150件展品只占蓬皮杜馆藏的2.5‰，这个展览却回溯了自1960年代至今的法国现当代艺术发展史，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清晰的时间坐标。“新浪潮”来到中国之前，2003年在蓬皮杜中心，举办了名为“中国呢？”的展览，总结了中国现代艺术20年来的艺术创作。两个展览如同中法、法中文化年一般相互呼应，而最大的区别恐怕在于“新浪潮”展出的是蓬皮杜的馆藏，而“中国呢？”的作品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艺术博物馆来收藏。
   在中央美术学院进行的“现当代艺术的收藏”主题研讨会，成为法国人对中国人的一堂辅导课。
　“赌博”性质的收藏
  “新浪潮”法国当代艺术展上，一件醒目的影像装置作品叫做《身份，现在您已成为马夏尔·雷斯的一件作品》。名称冗长，却不难懂：当观者走近作品，背影便被隐匿的摄像机摄下，进入闭环反馈的影像回路，层层出现在白色剪影中的电视屏幕上———您的确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见图）。这样的概念今天仍时常被用于影像装置作品中，马夏尔·雷斯作于1967年的《身份》算得上老前辈。他当时在作品中用的那台电视机，今天是早已不再生产了。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上海、广州和北京展览的这件作品并非“原作”。
    作为专门收藏现当代艺术作品的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56000余件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面临与保存传统绘画、雕塑大不一样的新问题。“最近的例子，是一些1970、80年代的摄影作品，褪色严重，而且无法弥补。”随展览来到北京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总监阿弗雷德·帕克蒙先生说，“比如录像带也会遇到消磁、影像损失的问题。同样对于一些录像机、DVD机、计算机等，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十年之后，可能某些类型就不再生产。博物馆的任务就是要有足够的手段来保存这些技术产品。”
    对任何收藏现当代艺术品的博物馆，这是共同的问题。有技术含量较高的解决手段，比如早期创作的电脑多媒体作品，在今天动辄升级的操作系统中，必须通过模拟器程序来运行和展示；有的就不太谈得上技术含量。比如纽约古根海姆现代艺术馆收藏了一件1970年代的装置作品，艺术家提供的设计草图里，指定了一种当时的日光灯管。灯管有寿命，而且这个型号说不准哪天就停产了。为了保证这件作品是“原样”的，博物馆专门找生产厂商定制了大量日光灯管锁在仓库，每当陈列展示就用上这些灯管。在一定时间内，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成立于1979年的蓬皮杜中心，藏品涉及多种艺术门类，不仅有传统的雕塑、绘画，还有摄影、电影、录像、多媒体、建筑草图和模型等。多数藏品来自私人收藏家或画廊的捐赠。每年，蓬皮杜中心的预算中有大约400万欧元专门用于新艺术品的购买收藏。“可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钱，我们也很高兴能用它来购买藏品。但是考虑到现当代艺术品市场上某些作品价格非常昂贵，所以似乎又显得不够。”帕克蒙说。购买新艺术品，是比保存它们更加有风险的事情——它们是全新的，并没有获得历史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带有赌博般的性质，要经历未来时间的考验。”
   “赌博”的成败由观众来检验。“通过时间、观众，才能逐渐体现它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作品。如果是，那么它就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展览中。失败的例子，相对而言就会在展览中出现的几率小一些。”
    蓬皮杜艺术中心有大约25位主管，专业分别是建筑、摄影、现代艺术等。他们与帕克蒙定期开会，讨论在现当代艺术发展当中哪些作品或艺术家非常重要，值得收藏。之后由一个外部独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批准馆方提出的计划。这些独立专家多是收藏家或艺术史学者，委员会每三年做一次新的提名、任命。专家们的努力，为的是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发展历程，展示他们对美学和艺术创作的理解。我们不想把他们的艺术品以一种分散的形式呈现，我们想突出的是他们在现代艺术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有风险的购买行为，在考察、研究艺术家的创作历程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一位艺术家在自身发展历程的某个阶段才会得到肯定，或者有的时候不被接受，我认为这也是生活的一个规律，或者也是我们博物馆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规律。”帕克蒙着意强调，“我们不应该太屈从于大众的欣赏口味或者是潮流。不应该让它来改变我们的标准。我们只要购买了一件作品，它就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博物馆中，不会再出售掉。”
　　艺术占先的体制
    成立于1979年的法国国立现代艺术馆，是当时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相当个人的决定，蓬皮杜本人就是非常活跃的现代艺术收藏家，艺术馆因此被命名为“蓬皮杜中心”。当他去世后，政府对现当代艺术沿承了开放的态度，国家对现当代艺术的资助也成为固定的传统。实际上，建设博物馆、购买艺术品、用减免税收等政策鼓励私人捐赠，是一个国家以资金和政策的帮助养活了艺术家，以及包括画廊、博物馆在内的整个艺术体系，令它能够活跃地运转。
    法国现当代艺术的活力，依赖于国家和私人的双重扶持。国有的博物馆或文化机构网络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比如蓬皮杜中心或法国当代艺术国家基金会；法国各地区、城市也有着分布广泛密集的艺术机构；民间的艺术市场亦非常活跃，400家画廊集中在巴黎，每天都在运转，向消费者和观众介绍现当代艺术。“国家和私人，也就是博物馆和市场，以非常透明的谐和的方式进行合作，在不混淆各自功能的前提下努力增加艺术对观众的吸引。”巴黎当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主席马丁·贝特诺介绍说。
　　如果一个艺术家要展出他的作品，或者需要资助，他首先要找的是画廊。“大多数情况下，画廊是首先展示艺术家的，在宣传艺术作品方面画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然后博物馆才发现艺术家。”帕克蒙说，“画廊与博物馆的区别在于：画廊会不止一次地吸收某个艺术家的作品，跟随他的作品做多次的展览；博物馆则是逐渐地收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最终做一次展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做他的第二次展览。它们扮演不同角色，但对艺术家来说都很重要。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意识到画廊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整个当代艺术体系才刚刚起步。我觉得艺术家和画廊联系得还不够紧密，这是我的印象。”博物馆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关系：如果一个重要的博物馆为一个重要艺术家做了个展览，也许就会提高他的身价，无论对私人收藏者或整个艺术体系。但另一方面，市场的活跃对艺术家也非常重要。“我们作为博物馆，永远都要听取艺术商人的意见。”
　　法国政府、王室长久以来都曾深入地介入艺术，委任艺术家、建筑家，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体制。帕克蒙告诉记者：“法国的政治体制中，艺术占有优先地位。国家投资当然是养活了艺术家和整个艺术体系，但我想更主要的动机是教育公众。让人民了解当代艺术，对国家或城市来说，一个好的方式就是购买艺术品，在博物馆做好的展览，让人民接触到艺术品和艺术家。这是我们教育、文化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选择得好，这是为了未来、对今日发生之事很好的记录。国家的文化靠这样的努力——做好的博物馆、建造优秀的建筑——把眼下带到未来。我们很幸运，蓬皮杜中心有大量的收藏。如果今天才开始，这些现代艺术我们将无法收藏，为时太晚。你必须想到：当你购买眼下的一件作品，你是在为后代准备。”　
　　中国现代艺术零收藏
　　2002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美术馆馆长会议上形成的共识是：国内美术馆也要成为美术博物馆，意味着要有固定的收藏，固定的陈列。也就是说这之前，我们的美术馆只是提供展示空间的展览馆。“应该说非常晚了，但也是一个开始。那之后——根据我们的了解，中国美术馆开始得到政府用于收藏的资助，在这以前是没有的。”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副馆长王昱东说。
　　当代艺术在中国诞生发展20年，当中不乏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家。“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应该被记入我们当代艺术史的重要作品，现在并不在我们国家的美术馆中。所以我们将来不要说是要构建20世纪的美术史，就是构建近20年来的当代美术史，都会是非常困难的事。”
　　王昱东曾去美国考察，看到一些过去以考古藏品为主的博物馆，已经开始收藏当代艺术作品，并且对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非常关注，很多作品已经陈列在那里。“同样的重视的程度在国内美术馆仍然欠缺。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应该有一个能够伴随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美术馆。这一梦想也存在于我们很多美术馆人的心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在跟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沟通，包括这两年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形象的国际展览中，能看到政府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视程度在提升。我想如果能有这样一所目标很明确的博物馆，可以在收藏和研究的方向上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更多帮助。”除了没有博物馆来收藏，对于当代艺术作品收藏的规范，国内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案。架上作品还比较好办，以外的比如装置、摄影、数字影像作品，在中国的美术馆中如何收藏？王昱东认为，“在中国的美术馆规范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正在形成。”
　　此番“新浪潮”北京展览，法方还邀来了30位特殊贵客。他们是“蓬皮杜之友”协会的成员，多是现当代艺术的私人藏家，也是蓬皮杜馆藏作品的捐赠者。他们不仅参观了中华世纪坛的展览，还光顾了刚刚揭幕的北京“大山子国际艺术节”。而帕克蒙与“新浪潮”展览策展人卡米勒去了前门，考察现为商业区的老北京火车站。陪同的中方人员透露，他们非常喜欢那建筑，另外也有消息暗示，蓬皮杜中心有计划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若联系到美国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曾表达在上海开设分馆的意图，这个消息很有些道理。
　　帕克蒙本人非常谨慎：“目前这还不成为一个计划。不过我们正在法国东部建立一个新的分馆，这是我们寻找更大空间、更多地展示我们藏品的第一步。我们希望会找到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已经联系了香港，因为香港政府在九龙划了地，打算新建一座博物馆，我们希望成为候选人，但是还在等。如果北京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当然也会有兴趣，但现在还没有任何成形的计划。”